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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八五年邓丽君女士与人民晚报香江分社的私

2019-11-04 07:51栏目:世界历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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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 | 摘选自《各界》2013年11期开始与邓丽君的秘密接触1986年春,新华社香港分社文体部的彭燕燕女士,在一位友人的家庭聚会中,遇到了邓丽君。邓丽君对这位新认识的朋友非常热情,临别时表示,她很想与新华社建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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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 | 摘选自《各界》2013年11期

“邓丽君”是一个无法复制的传奇。

原标题为:20年前邓丽君与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秘密交往

开始与邓丽君的秘密接触

对于整整一代人而言,她的到来宛如神赐。

(原编者按:邓丽君生前一直想来大陆看看,并举办个人巡回演唱会,但由于种种原因,她的这一愿望终未能实现。本文作者曾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,奉命与邓秘密交往了3年。) 开始与邓丽君的秘密接触 让我们回到1986年。这年春天,新华社香港分社文体部的彭燕燕女士,在一位友人的家庭聚会中,遇到了邓丽君。邓丽君对这位新认识的朋友非常热情,临别时表示,她很想与新华建立经常性的联系,只是希望对外界保密。 自从中英开始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以来,香港新华分社与社会各界的接触日益广泛。有一部分人士,由于种种原因,与新华分社的联系采取了秘密方式。其中包括一些港英政府的官员,一些着名的所谓“亲英”人士,一些台湾驻港机构的工作人员。 由于邓丽君的特殊身份,她要求与新华分社的联系对外界保密,自然是可以理解的。分社领导层经研究后,确定由我负责,与文体部部长韩力和彭燕燕三人,保持与邓丽君的接触。当时我是中共港澳工委常委、新华分社的副秘书长,文体部的工作在我分管范围之内。不过日常文体部与外界的联系,一般我不参与。这次确定由我负责,也是表示郑重之意。 我与邓丽君第一次见面,是在跑马地的亚洲饭店。这是新华社参股的一个饭店,有两层楼房专供一些特殊客人使用。当晚七时,邓丽君如约到达。她明眸皓齿,光艳照人,比照片上看到的要漂亮得多。她不施脂粉,衣着随意。同她一起来的,是位剪着男型短发的麦小姐,据介绍是搞电影的,曾拍过一部以孪生姊妹为内容的片子。 过了一个星期,邓丽君设宴回请,地点在利园大道上的麒麟阁酒楼。这家酒楼食客不多,环境幽静。这次邓丽君与麦小姐是直接从某处健身房来的,她神清气爽,红晕生辉,英姿勃发,显出一股青春活力。 从此,我们便成了朋友。每隔一段时间,她都要约请饮茶。只是后来麦小姐不大出场,可能她对这样的小聚不感兴趣,也可能是邓丽君不太愿意让她更多地知道我们的谈话内容。

1986年春,新华社香港分社文体部的彭燕燕女士,在一位友人的家庭聚会中,遇到了邓丽君。邓丽君对这位新认识的朋友非常热情,临别时表示,她很想与新华社建立经常性的联系,只是希望对外界保密。

如果没有遇见你,我将会是在那里。

去内地演出、旅游的筹划与搁置 在与邓丽君交往时,我发现她从不讳言自己清贫的家世。她说她父亲是个老兵,刚到台湾时生活相当困难。她小时候割过草、种过菜,穿着有补丁的衣服,放学回来,还要在妈妈开的小饭馆里帮工。 她也不讳言对大陆的向往。她喜欢看香港出版的《中国旅游》,还购买了一套大型画册《锦绣中华》。她说:“祖国太大了,名川大川太多了,单看看那些照片,就令人陶醉。” 经过这样的谈话之后,邀请她到内地演出,便成为我们话题中的内容了。 不料,她对到内地演出,显得非常兴奋。她和彭燕燕单独商量制定了一个“演出计划”。她明确表示,不愿意只出席一次晚会,唱几支歌,而是要举行个人演唱会。彭燕燕给她规划的路线是:第一站北京,第二站上海,第三站西安,第四站广州。彭燕燕说:“这样,东西南北都照顾到了。”邓丽君听了很高兴,表示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。 所谓准备工作,还包括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。当时内地的歌唱家很少举行个人演唱会。而港台歌星的演唱会,要有华丽的舞台、灿烂的灯光、高水平的伴奏、高质量的音响。而这些,内地当时是不具备的。邓丽君表示,这一切由她来筹划。 但据我们观察,她在香港其实很孤独,很少参加演艺界的活动,很少在媒体上露面,也没有自己的公司,甚至连个经纪人也没有。即便有公司愿意为她筹划,事先也无法保密,可能又会成为媒体的关注焦点。所以她的准备工作始终没有落实。 最后,这个“演出计划”也就拖了下来,未能实现。 邓丽君的演出计划拖延下来。我们便问她愿不愿意到内地作一次旅游?她问怎么样才能进入内地?我们建议她用个假名,持中旅社的回乡证过关,然后由彭燕燕全程陪同。邓丽君又兴奋起来了,又和彭燕燕商量“旅游计划”了。她提出,旅游时间最好是在冬季,因为她想看雪。她很想在大雪纷飞之际,登上长城,一览塞外风光。 然而,她的这种颇具诗情画意的计划,最终也未能实现。

自从中英开始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以来,香港新华分社与社会各界的接触日益广泛。有一部分人士,由于种种原因,与新华分社的联系采取了秘密方式。其中包括一些港英政府的官员,一些着名的所谓“亲英”人士,一些台湾驻港机构的工作人员。

日子过的怎么样,人生是否要珍惜。

想在苏州安个家 与邓丽君接触一段时间以后,新华分社决定由副社长乔宗淮出面,正式宴请她一次,地点在赤柱的宾馆。这里原是佳宁集团老板陈青松的住宅,佳宁破产后,新华社便买下来作为宾馆。 金庸后来说他也来看过,要是新华社不买的话,他可能会买下来。 隔了几天,邓丽君约我们吃饭,忽然提到要买房子的事。她说新华社各方面的关系较多,能否帮助她物色一套住宅。 根据邓丽君的要求,我们通过朋友,给她在深水湾找到一套房子,这就是现在的赤柱佳美道十八号,她表示很满意。在买下了赤柱的房子后,她约我们吃饭,谈着谈着,她忽然说:“住在台湾很烦,住在香港也烦,我想在内地买套房子,烦的时候就去住住。你们能不能帮我?” 这更是出人意外!接着她又说:“在中国的城市中,我最喜欢苏州,很想在那里买套房子。”当她听彭燕燕说我曾长期在江苏工作后,便要我帮忙。我当时以为她是随便说说的,便姑漫应之。 不料过了一段时间,她忽然打电话问我,在苏州买房子的事情有没有消息?这倒使我为难了。其时我正好要回江苏休假,就顺便去了一趟苏州。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朱局长带我看了一处地方,这是一套两层楼的花园楼房,院子很大,但楼房非常陈旧,已近危房。朱局长说买下以后可以重新设计建造,买主开价要六万元。我画了个草图,带回香港。邓丽君开始不相信六万元可以买到一院住宅,接着说是不是现在就把钱汇过去?我连忙说此事要等她亲自到苏州看过以后才能决定,可能还要办一些手续,现在急不起来。 1988年春,苏州有个代表团到香港举办食品展览,地点在裕华国货公司四楼。 我让彭燕燕打个电话问邓丽君想不想去看看?邓丽君一口答应。翌日,我们陪她到了裕华,服务员端来了几盘苏州糕点。邓丽君显得很开心,吃了不少。离开时,裕华的余老板给每人送了一斤茶叶、一份糕点。我把我的那一份转送给邓丽君,她毫不客气地收了下来。在走向电梯时,她忽然回过头,又到几位糕点师傅跟前握手致谢。我注意到这个细节,这表现了邓丽君的礼貌与素养,也显示了她对普通劳动人民的尊重。 当天晚上,邓丽君打来电话,说她想请苏州客人吃饭,要我替她约定个时间。我因为忙于其他工作,便请彭燕燕代为安排。这次邓丽君设宴在天香楼,是一家菜价很贵的酒楼。她对客人非常热情,并宣布说:“我现在打算在苏州买套房子,将来我要住在那里,每天喝龙井茶,吃你们的糕点,该有多好!” 内地的改革开放,给邓丽君带来了新的希望。她几乎凌乱地给自己编织了许多的梦:驻足长城,憩息水乡,仰望故乡明月,倾听西部天籁,当然更多的是在亿万歌迷的掌声中,再现风采,再铸辉煌。她的梦并非太虚幻境,而可能是当时最正确的选择。只是由于有一个无形的网笼罩着她,她始终无法冲破。

由于邓丽君的特殊身份,她希望保密的要求自然是可以理解的。分社领导层经研究后,确定由我负责,与文体部部长韩力和彭燕燕3人,保持与邓丽君的接触。当时我是中共港澳工委常委、新华分社的副秘书长,文体部的工作在我分管范围之内。

她的歌声清幽脱俗、浑然天成,她的笑容温润甜美、柔情万千。

有关邓丽君歌曲解禁的传说 后来,因为某些原因,我们与邓丽君的联系渐渐变少了。但她的美好形象在我的脑海内久久不能消失。 我记得,邓丽君的歌曲是在文革后期传入内地的。那时大多数人家没有录放机,不具备听歌带的条件。邓丽君的歌曲是口头传播的,传播很快,特别是像《阿里山》一类的歌,不少人都会哼唱,上头发现后,即下令禁止传播。当时说邓丽君的歌是“黄歌”,是“靡靡之音”;还讲邓丽君参加过国民党的“劳军”活动,是的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,这条禁令仍未废止。 到了1984年,情况起了变化。从内地到香港的人员纷纷争购邓丽君的录音带,这说明海关已经解禁。于是,邓丽君的歌曲像野火春风般在内地传播开来。 这只不过是关系到一位歌星的事,但人们似乎赋予它深层次的含义,把它看作是内地社会更加开放,文化上更加宽容的象征。因而在香港引起了种种传说。一种传说是:有个中学生直接写信给,问为什么要禁邓丽君的歌曲?小平同志在信上批了一句话:“我也喜欢听邓丽君的歌。”另一传说是:在接见香港立法局议员邓莲如时说:“香港有个邓莲如,台湾有个邓丽君,我们都是本家。”这些传说无从证实,但肯定有附会的成分。 种种传说虽无从证实,但“解禁”却是明白无误的事实。 邓丽君与萧红 1993年,我看到一家报纸登有她的照片,吃了一惊。仅仅相隔数年,她竟变得臃肿苍老,面目全非。看了这张照片,我断定她不会出现在内地的舞台上了,因为她是个非常自尊的女子。 1995年5月28日,邓丽君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,长眠于台湾金宝山墓园。而六年后的今天,我忽然又想起了与她有关的一件往事。 距今六十二年前,有一个中国北方的才女,穿过抗日战争的硝烟烽火,辗转流寓香港。她在香港住了三年,溘然长逝。她就是女作家萧红。她逝世后葬于浅水湾坟场。1988年冬,一个天色阴沉的下午,大公报一位朋友带我去看萧红墓。在回来的路上,我凑了一首小词,随手写在小纸片上。 这天晚上,邓丽君约我们吃饭,偶然谈及萧红。她说:“我知道萧红,读过她的书。”我问是不是《生死场》?她说是《回忆鲁迅先生》。她称赞萧红的文章写得好,并说:“我过去不了解鲁迅,看了萧红的文章后,才读鲁迅的作品。”我蓦地一惊,接着产生了一种内疚,过去把她看得太浅了。于是我把写的小词送给她,她看后小心地折叠起来,放在手提包内。 时至今日,我忽然发现这首哀悼萧红的小词,其实也可用于哀悼邓丽君。特抄录如下: 踏莎行 天涯流落,江湖笑傲,难得才情高格调。长留清辉在人间,寂寞空冢凭谁吊。 海着碧衣,山披翠袄,凄凄此处埋芳草。北魂南魄领风骚,文债情债均未了。

我与邓丽君第一次见面,是在跑马地的亚洲饭店。这是新华社参股的一个饭店,有两层楼房专供一些特殊客人使用。当晚7时,邓丽君如约到达。她明眸皓齿,光艳照人,比照片上看到的要漂亮得多。她不施脂粉,衣着随意。同她一起来的,是位剪着男型短发的麦小姐,据介绍是搞电影的,曾拍过一部以孪生姊妹为内容的片子。

当年,她打开的不仅是一代人的耳朵,也唤醒了无数久处情感蛮荒之中的心灵。

过了一个星期,邓丽君设宴回请,地点在利园大道上的麒麟阁酒楼。这家酒楼食客不多,环境幽静。这次邓丽君与麦小姐是直接从某处健身房来的,她神清气爽,红晕生辉,英姿勃发,显出一股青春活力。

漫步人生路

去内地演出和旅游的筹划与搁置

邓丽君1953年1月29日生于台湾云林县,本名邓丽筠。

在与邓丽君交往时,我发现她从不讳言自己清贫的家世。她说她父亲是个老兵,刚到台湾时生活相当困难。她小时候割过草,种过菜,穿着有补丁的衣服,放学回来,还要在妈妈开的小饭馆里帮工。

她的父亲邓枢是名老兵,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4期,1949年随国民党部队撤退台湾。邓丽君在家排行老四,上有三个兄长。

她也不讳言对祖国大陆的向往。她喜欢看香港出版的《中国旅游》,还购买了一套大型画册《锦绣中华》。她说:“祖国太大了,名山大川太多了,单看看那些照片,就令人陶醉。”经过这样的谈话之后,邀请她到内地演出,便成为我们话题中的内容了。

邓丽君小时候家境清贫,她割过草、种过菜,穿着有补丁的衣服,放学回来,还要在妈妈开的小饭馆里帮工。

不料,她对到内地演出,显得非常兴奋。她和彭燕燕单独商量制定了一个“演出计划”。她明确表示,不愿意只出席一次晚会,唱几支歌,而是要举行个人演唱会。彭燕燕给她规划的路线是:第一站北京,第二站上海,第三站西安,第四站广州。彭燕燕说:“这样,东西南北都照顾到了。”邓丽君听了很高兴,表示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。

“邓丽君”这个名字的由来,是邓父听从袍泽建议,以“美丽的竹子”之意为小女儿取名“邓丽筠”,但因为后来大多数人都将“筠”字误念成“君”,所以顺水推舟就以“邓丽君”为艺名。

所谓准备工作,还包括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。当时内地的歌唱家很少举行个人演唱会,而港台歌星的演唱会,要有华丽的舞台、灿烂的灯光、高水平的伴奏、高质量的音响,而这些,内地当时是不具备的。邓丽君表示,这一切由她来筹划。但据我们观察,她在香港其实很孤独,很少参加演艺界的活动,很少在媒体上露面,也没有自己的公司,甚至连个经纪人也没有。即便有公司愿意为她筹划,事先也无法保密,可能又会成为媒体的关注焦点。所以她的准备工作始终没有落实。

父母很早就知道,他们的女儿邓丽君有一副好嗓子,是块唱歌的料,8岁的小丽筠已开始接受启蒙恩师李成清的歌唱指导,展现出极佳的艺术天赋,不但歌词很快就会背,曲调更是听过就不会忘记。

邓丽君的演出计划拖延下来,我们便问她愿不愿意到内地作一次旅游?她问怎样才能进入内地?我们建议她用个假名,持中旅社的回乡证过关,然后由彭燕燕全程陪同。邓丽君又兴奋起来,和彭燕燕商量起“旅游计划”了。她提出,旅游时间最好是在冬季,因为她想看雪。她很想在大雪纷飞之际,登上长城,一览塞外风光。

13岁那年,邓丽君参加了台湾金马奖唱片公司的歌唱比赛,这位最小的参赛者以一曲《采红菱》夺得冠军,天籁般的歌声惊艳全场。次年,她从中学休学,加盟宇宙唱片公司,当年即推出第一张唱片《凤阳花鼓》。

然而,她的这种颇具诗情画意的计划,最终也未能实现。后来她告诉我们,“另纸签证”的办法并不保险,她的一些到过内地的朋友,返回台湾后都受到了情治单位的审查。她说台湾的情治系统是非常厉害的,无孔不入,你们不能不防备。

1968年,邓丽君开始在一些歌厅登台演唱,并参演电影,也曾在电视台主持节目。

台湾的情治单位在暗杀旅美作家江南以后,弄得声名狼藉,受到海内外的谴责。但它对台湾同胞来说,仍有威慑作用。邓丽君跟我们约会,经常变换地点,而且她一出门就要戴墨镜,穿风衣,既是提防媒体发现,也是提防国民党的特务人员。

邓丽君曾拍过一部叫做《歌迷小姐》的电影,扮演一个被大歌星发掘的爱唱歌的女孩子,在里面的形象是扎两个小辫,穿白衣黑裙,一蹦一跳地唱歌,那歌词是“有一天我会站在大会堂,十大歌星我上榜”。其实,那就是邓丽君的本来性格:一个温柔活泼又带点淘气的女孩子。

想在苏州安个家

后来,在公司的安排下,邓丽君走出台湾,长达4年的东南亚巡回演出,奠定了她在香港、新加坡、泰国、马来西亚、越南等地的巨星地位。

与邓丽君接触一段时间以后,新华分社决定由副社长乔宗淮出面,正式宴请她一次,地点在赤柱的宾馆。这里原是佳宁集团老板陈青松的住宅,佳宁破产后,新华社便买下来作为宾馆。隔了几天,邓丽君约我们吃饭,忽然提到要买房子的事。她说新华社各方面的关系较多,能否帮助她物色一套住宅。

一位和邓丽君跑过场子的歌手在香港报刊上回忆说,当时邓丽君赶场很凶,一天跑五六个,每天能拿到的薪水是当时普通打工仔两个月的收入,18岁就在香港买了别墅。

根据邓丽君的要求,我们通过朋友,给她在深水湾找到一套房子,这就是现在的赤柱佳美道18号,她表示很满意。在买下了赤柱的房子后,她约我们吃饭。谈着谈着,她忽然说:“住在台湾很烦,住在香港也烦,我想在内地买套房子,烦的时候就去住住。你们能不能帮我?”这更是出人意外!接着她又说:“在中国的城市中,我最喜欢苏州,很想在那里买套房子。”当她听彭燕燕说我曾长期在江苏工作后,便要我帮忙。我当时以为她是随便说说的,便姑漫应之。

1973年,邓丽君毅然决定赴日本发展,从此,走上漫长而艰辛的“天后之路”。1974年,她以一曲《空港》获得当年日本“最佳新人歌星奖”等多个奖项。收入这首歌曲的唱片的总销量,也达到75万张。

不料过了一段时间,她忽然打电话问我,在苏州买房子的事情有没有消息?这倒使我为难了。其时我正好要回江苏休假,就顺便去了一趟苏州。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朱局长带我看了一处地方,这是一套两层楼的花园楼房,院子很大,但楼房非常陈旧,已近危房。朱局长说买下以后可以重新设计建造,买主开价要6万元。我画了个草图,带回香港。邓丽君开始不相信6万元可以买到一院住宅,接着说是不是现在就把钱汇过去?我连忙说此事要等她亲自到苏州看过以后才能决定,可能还要办一些手续,现在急不起来。

1979年,邓丽君荣获台湾金钟奖“最佳女歌星奖”。两年后,她的5张大碟,在香港同时获得“白金唱片奖”,彻底征服香港歌坛。

1988年春,苏州有个代表团到香港举办食品展览,地点在裕华国货公司4楼。我让彭燕燕打个电话问邓丽君想不想去看看?邓丽君一口答应。翌日,我们陪她到了裕华,服务员端来了几盘苏州糕点。邓丽君显得很开心,吃了不少。离开时,裕华的余老板给每人送了一斤茶叶、一份糕点。我把我的那一份转送给邓丽君,她毫不客气地收了下来。在走向电梯时,她忽然回过头,又到几位糕点师傅跟前握手致谢。

1983年,30岁的邓丽君登上演艺事业的巅峰期。1983年2月19日、20日,她走进全球流行歌手的梦想之地——美国拉斯维加斯“凯撒皇宫”,成为首位在此演唱的华人。

当天晚上,邓丽君打来电话,说她想请苏州客人吃饭,要我替她约定个时间。我因为忙于其他工作,便请彭燕燕代为安排。这次邓丽君设宴在天香楼,是一家菜价很贵的酒楼。她对客人非常热情,并宣布说:“我现在打算在苏州买套房子,将来我要住在那里,每天喝龙井茶,吃你们的糕点,该有多好!”内地的改革开放,给邓丽君带来了新的希望。她几乎凌乱地给自己编织了许多的梦:驻足长城,憩息水乡,仰望故乡明月,倾听西部天籁,当然更多的是在亿万歌迷的掌声中,再现风采,再铸辉煌。她的梦并非太虚幻境,可能是当时最正确的选择,只是由于有一个无形的网笼罩着她,她始终无法冲破。

很多旅居美国的华人,仍然记得当时的盛况。早在那年1月底,演唱会的门票就已被抢购一空;“凯撒皇宫”原本只有1100个座位,后来加到了1500个,但两旁的走道、中间的阶梯上,仍然挤满了观众。在表演中,邓丽君特别演唱了以范仲淹的《苏幕遮·碧云天》、苏东坡的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、南唐后主李煜的《虞美人·春花秋月何时了》等12首唐诗宋词谱曲的作品,让听众充分领略了博大精深的中文之美。此后不久,她再创纪录,成为首位登上纽约林肯中心、洛杉矶音乐中心舞台的华人女歌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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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3年底,已从艺15年的邓丽君,在香港举办“15周年巡回演唱会”,其演出规模、观众数量和唱片销售量等,都创下了华语歌坛的新纪录。1986年,她被美国《时代》周刊评为“世界七大女歌星”和“世界十大最受欢迎女歌星”,成为唯一同时荣获这两项殊荣的亚洲歌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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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7年之后,邓丽君因早年工作劳累过度,导致身体状况不佳,甚至必须改变唱歌的方式,不再用丹田音,就是为了缓解身体的疼痛。由于邓丽君经常使用含有激素的药物难免导致身材水肿,但又要演出,为了给观众一个好的形象,不得不迅速减肥。这样经常忽胖忽瘦,对身体危害极大。

也因为病痛的原因,邓丽君推出《我只在乎你》专辑,此后基本不再参加商业性活动,渐渐进入半退隐状态。

1989年,邓丽君移居法国,在当地购屋置产,过起了近乎隐居的生活。次年5月,她的父亲去世。噩耗传来,她因悲伤过度而病倒,以致未能回台奔丧。

1994年冬天,邓丽君因一场感冒演变成哮喘,病上加病。

1995年5月8日,年仅42岁的邓丽君因哮喘病猝发,在泰国清迈结束了她美丽而短暂的一生。

她从不寻求夸张奇突的造型,也不标榜与众不同的个性,不靠绯闻搏宣传,也不靠多变的风格吸引眼球。

照片里,演出中,她总是那样静静地出现,永远带着纯真而温柔的微笑,像一个邻家的小妹妹。她的纯真和温柔都是自内心发散出来,毫无造作之感。

虽然在演艺圈这个纷杂之地,不可避免地被媒体追踪,纠缠,终生未婚的经历和几次无疾而终的恋情都是公众关注的“猛料”,但是她一向含蓄以对,不出恶言。

曲折的经历并没有使她的作品罩上怨气,反而在她的歌声中增添了更多的成熟韵味。她的人和她的歌都有一种让人安定的力量,甚至只听她的声音就能感觉到她的微笑。

我只在乎你

邓丽君一生未婚,她一生都在追求自己理想的爱情,却一生情路坎坷。

她曾说过,“爱情多一点也不怕”,自己人生中有很多次刻骨铭心的感情,每一次都全情投入。

处在演艺圈的花花世界里,再加上她性格温和,因此从艺多年来难免有不少绯闻,圈中也不乏有大胆的追求者,著名艺人高凌风和张菲就曾经为了追邓丽君互相“较劲”。

究竟在她短短42年的人生中,她爱过哪些人,谁有幸能成为她的最爱呢?

十八岁的初恋

邓丽君的初恋在十八岁那年发生,对象是马来西亚万字票王林水成的侄儿林振发,他比邓丽君年长八岁。1971年,两人因朋友的介绍而认识。林对她体贴入微,在邓丽君登台期间,林振发每天包下前三排座位,请亲友到场捧场,这种热烈的追求方式很快赢得了少女的芳心。林家虽是名门望族,但家人都很支持林振发与邓丽君交往,竭诚招待她。而邓妈妈也认为林振发老实、可靠,因此,两人的感情突飞猛进。

1973年,邓丽君事业重心转往日本,两人聚少离多,感情胶着,未料几年后,林振发心脏病猝发逝于新加坡。邓丽君在他的葬礼上,“伤心地哭倒在墓碑前,久久不能自已”。

不能言说之恋

在认识林振发的同时,邓丽君与商界人士朱坚也保持着朋友关系。1972年6月16日,原本打算去探望邓丽君的朱坚所搭乘的班机在越南上空爆炸,邓丽君接获噩耗后整整哭了三天三夜,一个星期无法登台。

真假难辨之情

1978年3月,一名影迷在罗马看见刚与萧芳芳离婚的秦祥林与邓丽君携手享受“罗马假期”。

秦祥林是当时台湾著名偶像小生,银幕形象风流倜傥,不仅与香港“武侠七公主”之一的萧芳芳感情纠葛,也与初出茅庐的林青霞关系暧昧,更是万千少女心目中的白马王子。据当时的媒体报道,在结束罗马假期后,邓丽君又转往美国见了秦祥林的父亲、哥哥和弟弟。于是秦祥林和邓丽君相爱的传言不胫而走。

之后,秦祥林公开承认恋情:“开始时,是我追邓丽君。”秦祥林说,他喜欢邓丽君的纯真,以及认真工作的态度。他称赞邓丽君做人处世有原则、有见解。先前之所以不公开,主要是邓不希望私生活变成新闻,他怕对方不高兴,所以否认。而一直在日本发展的邓丽君则对传闻低调处理且不肯承认,对于共游罗马她也以“巧合”一笔带过。

情人变成朋友

1979年初,发生了严重打击邓丽君形象的“假护照风波”,台湾和日本都拒绝她入境。

当时的邓丽君处于人生中低潮,于是放下一切,转到美国洛杉矶念书。而与此同时,事业起飞中的成龙正在洛杉矶拍摄电影《杀手壕》。

1979年底,成龙利用洛杉矶拍戏的间隙到海滩偷闲,却没想到遇到了正在游学的邓丽君。他乡遇故知,后来几周,仍在美国拍戏的成龙经常利用工作之余与邓丽君约会,然而两人却渐渐发现彼此个性的差异,并产生冲突。

成龙曾在英文自传中写道:“她温柔、聪明,有幽默感又美丽,她在服装和食品上的鉴赏力令人羡慕……她是典雅的化身,我却是个粗鲁男孩,一心想做个真正的男子汉,说话没有分寸,能走路时却要跑;她总是穿着得体的名牌服装,我却穿着短裤和T恤就上街;她举止得体,礼貌周全,我对权威不屑一顾,常当着饭店经理和服务员的面做鬼脸,把脚放在桌子上。”

两人最直接的冲突是,“她希望和我一个人在一起,而我在公共场合时,不愿没有我那帮小兄弟跟班。我年轻、富有,被名声惯坏了。我爱她,但我更爱自己,没有哪一颗心可以做一仆二主的事。”这是成龙对于两人关系交恶的诠释。

在与邓丽君分手后,成龙一度封闭自己,直到碰到了《小城故事》的女主角林凤娇,成龙之后曾表示自己之所以会选择林凤娇的原因是:成家班的兄弟都很喜欢她,林凤娇与自己的小兄弟的互动也很好。当成龙决定与之办理结婚手续后,林凤娇随即退出了演艺圈。而成龙则在此之后与邓丽君变成了好朋友。

两人分手后的一次颁奖典礼上,主办方故意安排成龙为她颁奖,而她当场变色,宁愿不领奖也不肯在成龙手中接过奖座——这样的伤,这样的怨,也并未见她对媒体大加传扬,倒是成龙自己承认问心有愧:“我觉得心里好辛酸,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当年的任性,可能不会错过那么多的真情。现在我知道错了,我对不起她。”

但与秦祥林真假难辨的恋情一样,邓丽君生前,亦从未承认与成龙相恋。

尽管当事人十分低调,但因为双方都是大明星,传媒捕风捉影的报道不少,仍然成为当年最为观众津津乐道的影剧圈大事。

三大条件拒豪门

成龙之后,邓丽君与“马来西亚糖王”郭孔丞相识。郭孔丞是香格里拉集团董事长,也是香格里拉大酒店执行董事,可说是名门望族之后。

邓丽君与郭孔丞是在1981年10月28日晚上秘密订婚。由于邓丽君是名歌星,而郭家是相当守旧的华人家庭,郭孔丞的祖母向来对艺人有偏见,于是在“未来孙媳妇”见家长时,老太太提出了三个条件:一是要邓丽君将过去的历史交待清楚;二是嫁入郭家之后,立即退出演艺圈;三是断绝与娱乐圈朋友的来往。

邓丽君是个自主性与自尊心都很强的女孩,老太太的要求无疑是在侮辱她的工作。

但无疑当初邓丽君是十分珍惜这段感情的,经过再三考虑后,她曾希望郭孔丞向家中争取:至少,能让她婚后继续录制唱片。但不久,郭孔丞给了她这样的答复:家里长辈不同意,我没办法做主。

邓丽君深深失望了,无论是对这段感情、对这个男人,还是对婚姻。

1982年,邓丽君决定退婚,与郭孔丞就此分手。

后来,她曾私下对友人说:既如此,就没必要勉强了,嫁进去受人白眼,何必呢?语调是那种凉凉的灰。

后来,邓丽君和跟法籍男友保罗走在了一起,但她的好友普遍认为,即使那样,邓丽君也不曾快乐过。保罗只是一个伴,邓丽君从未打算与他结婚,她最爱的还是郭孔丞。

最后情人小男友

1990年,旅居法国的邓丽君那颗漂泊的心灵再度找到了港口。

邓丽君生命中的最后的情人,是比她小15岁的法国摄影师史蒂芬·保罗(Steven Peul)。邓丽君曾经告诉好友,之所以选择与保罗交往,是因为保罗以前从来不知道她是大明星,让她没有心理压力。

可能是经济、年纪的问题,这段恋情虽然长达五年,但邓丽君始终低调处理这段感情,直到过世前,对男友保罗的存在亦从未松口,更不曾谈过婚姻大事。

与邓丽君相识时不过23岁的保罗身材瘦高,常将长发在脑后扎成马尾辫,一副典型的时尚青年打扮,个性任性、还有点孩子气,小男孩似的被邓丽君宠着,而且很爱抽烟,邓丽君说了很多次,他还是戒不掉,这更不利于邓丽君的病情。但邓丽君十分照顾他,意见不合时也总是温柔地让他三分。

邓丽君哮喘突发时,保罗刚好与朋友外出,身边没有人而且送去医院途中堵车,使邓丽君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间。

邓丽君的去世给保罗带来的压力极为巨大,邓家人的冷漠,歌迷们的怨恨,舆论界的诋毁,这位年仅28岁的青年全部承受下来了,他沉默着、忍受着。在香港,他不是躲在赤柱旧居里避不见人,就是开车到自己曾经和邓丽君留下足迹的地方追忆感怀,甚至是呆在海边,一坐就是一整天。

在邓丽君逝世一年后,从不接受媒体采访的保罗,意外地接受了香港“亚视”专访,并亲自上电视自曝与邓丽君相识相恋的种种。他说,他们之间是真正的爱情故事。他爱邓丽君那颗善良的心,她的温柔和爱心。

他的种种状况,邓丽君的家人慢慢也理解了,他们希望他早点找个工作,也曾经好几次劝他过去的就过去了,更是催促他回法国过正常的日子,直到1998年,保罗才决定返回法国。

保罗悄悄而来,悄悄而走,带走了一生最大的遗憾。

何日君再来

《何日君再来》,这首歌几乎可作为邓丽君一生的微雕:对爱情的向往,对时光的悲叹,做平凡人的梦想,和做歌女的哀伤,都蕴涵在这短短的三分钟里。最惹人怜的是,这首歌与邓丽君一样,虽然都红遍了整个华人地区,却不得其正门而入。

1939年,香港一部抗战电影《孤岛天堂》将《何日君再来》选为插曲,由当时红歌星黎莉莉演唱,描述青年男子参军前与女友依依不舍的情景,歌曲韵味恰到好处。此后这首歌被李香兰翻唱并收入唱片,很快就家喻户晓,所以至今许多人仍认为《何日君再来》是李香兰首唱的经典歌曲。

到上世纪80年代初,《何日君再来》因邓丽君的翻唱进入大陆而再度走红,却被认为是“精神污染”因此被禁。但事过境迁,回头一看,《何日君再来》太过冤枉。作曲者刘雪庵创作了包括《流亡三部曲》在内的大量爱国歌曲,获得全国人民一致赞誉;首位演唱者黎莉莉,不仅是当时的著名影星,更是被誉为“龙潭三杰”的优秀共产党员钱壮飞的女儿;电影《孤岛天堂》更是一部以抗战为题材爱国电影,虽然《何日君再来》歌词略为轻佻,不算根正苗红,但也确实不应该被禁。

而邓丽君与《何日君再来》,除了因名字都有一个“君”字显得有关联外,连命运都有相似。

由于邓丽君的父亲曾在台湾地区军队服役,邓丽君生前参加过多场劳军演出,获得了“爱国歌手”、“军中情人”等等的称号。

而邓丽君15岁那年,更因为要出境演出而被台湾当局强迫加入情报员组织——这在当时台湾艺人中很常见——尽管她并未从事间谍活动,但仍造成了她直到生命最后一天,依然行动受限,没能亲身来到大陆,这是歌迷和歌者的双方面损失。

在大陆,最早听到邓丽君歌声的人,是那时海峡两岸冰冷对峙,从“敌台”聆听到的,就像一个人们夜夜幽会的神秘情人。邓丽君柔美清丽的歌声通过短波,像夜来香一样,静静地绽放在无数焦渴的心灵中。

当年,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头禅:“白天听老邓,晚上听小邓。”

上世纪卡式录音机流行的年代,人们四处翻录邓丽君的磁带,如醉如痴地聆听、传播。

虽然那时媒体用“靡靡之音”之类的借口封杀她的歌声,但丝毫没影响民众对她的喜爱和传播。没有任何包装或炒作,她就这么温存地抚慰了亿万人的心灵,成为一代人心中永远的偶像。

关于邓丽君歌曲的“解禁”,当年还曾引起了种种传说。

一种传说是:有个中学生直接写信给邓小平,问为什么要禁邓丽君的歌曲?小平同志在信上批了一句话:“我也喜欢听邓丽君的歌。”

另一传说是:邓小平在接见香港立法局议员邓莲如时说:“香港有个邓莲如,台湾有个邓丽君,我们都是本家。”这些传说无从证实,但肯定有附会的成分。

那时正是海外华人所称的“小平中兴”时代,小平同志在海外华人中享有崇高的威望,在人们看来,只有具有豁达气度与博大胸怀的邓小平,才能为邓丽君“正名”,才能使邓丽君的歌曲解禁。

只不过是关系到一位歌星的事,但人们似乎赋予它深层次的含义,把它看作是内地社会更加开放,文化上更加宽容的象征。

她并没有受过什么高深的教育,却对歌曲有着超乎寻常的领悟能力,国语、粤语、闽南语、日语、英语歌曲全都圆转自如,能把《何日君再来》、《甜蜜蜜》这种绵软的爱情歌曲唱得动人心弦,也能把《但愿人长久》、《虞美人》这种古雅的传统歌曲唱得深入民间。

对曲风的喜好或许见仁见智,但像她那样的声音,那样的技巧,那样的真情流露,完美地结合在一起,能够在大陆、香港、台湾等各个地区、各种文化、各类人群中都广受欢迎的歌手,她是无可置疑的第一位。

在1987年,《邓丽君自选歌曲两百二十五首》首度在北京发行。当时,邓丽君演唱的歌曲已风靡大陆。加之台湾当局准许相关居民回大陆探亲,邓丽君开始有了到大陆演出的想法。

她原本计划以敦煌壁画为背景,结合中国古典四大美女的图像,在北京举办一场华丽的演唱会。遗憾的是,后来由于种种原因,这一计划始终未能实现。

邓丽君是香港人记忆里国语时代最后的歌女:总是从一个码头到另一个码头,永远在漂泊,永远带着甜蜜的笑容。

但联想到她的个人身世,你会觉得那笑容里满是凄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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